从历史观点上看，《资治通鉴》认为国家的兴衰主要取决于君臣们的德才修养。司马光在“臣光曰”中反复提倡君主应当讲求仁义，克遵于礼，慎于抉择，善始慎终，反复阐明君主在用人、刑赏、纳谏上应当格外认真。这些，都是围绕着君如何才能“明”、臣如何才能“贤”而展开的。这些见解对于当时和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，是起了一定劝诫和约束作用的，但也限制了司马光对于历史进程问题的思考，从而在历史思想上不免显得苍白。但在司马光的历史观点中，有一点还是值得重视的，这就是他所说的兴衰、得失、成败、善恶、是非等，是顾及“生民”的利益的。他在“进书表”中说的“生民休戚”、“四海群生、咸蒙其福”等语，反映了他的这种认识。在“臣光曰”中，他在不少地方阐述了这个认识，认为：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，民保于信；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”，“善为国者不欺其民”[35]。他是在称赞秦孝公、商鞅“不废徙木之赏”时说这番话的。他也称赞“赵过之俦教民耕耘，民亦被其利”[36]。司马光在他的另一部历史著作《稽古录》中，还讲到“怀民以仁”[37]，称赞唐宣宗“尽心民事，精勤治道”，认为僖、昭之时“民心已离”[38]。《资治通鉴》中司马光的这种重民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影响。